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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太讲灵活最后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

时间:2018-11-05 06:12:04  来源:本站  作者:

  何品晶生于1962年,上海人,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。 /晨报记者 杨眉

  人微言轻,尤其涉及公共事务,人们常如是想。那么,他如何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?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话语权?

  本期服务上海三十年,拜访同济大学教授何品晶,一位研究废物处理和转化利用技术的专业人士。

  并不是外出的好日子,但位于四平路上的同济大学校园内却很热闹。搭乘地铁来上课的学生急急地走上自动扶梯出站;男生们结伴骑着自行车转入了校园小道;教学楼内供应热水的机器前排着队……

  十点不到,教学北楼的405教室内,学生都已经到了,50人不到,占满了教室三分之二的座位。和每个时期的大学课堂一样,女生抢占了第一排座位。

  何品晶站在教室门口,他已经做好了上课准备:展示出了课件的PPT,和学生做了一些简短的交流。

  这门课叫《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技术》,是何品晶给这批大三学生上的一堂专业课。他穿着一件天蓝色的羊毛衫,外面套一件黑色全棉外套,一只手插在裤袋中,一只手做着手势。表情是很严肃的,不苟言笑,说到一些幽默的话语,音调会有所变化。惹得学生哄堂大笑的时候,他却不怎么笑,像冷面滑稽。

  第一天上课,内容是概论,对何品晶来说,这是一门课最难讲的地方。大概是这个缘故,一开始他的声音低沉,内容也略显平淡。不过讲着讲着,他体内的某个开关好像被拨动了似的,越来越生动,还时不时地有幽默的话语冒出来。

  这就像上过这一门课的学生在评教网站上的留言:“他(何品晶)总是一开始有气无力,到最后就收不住了,讲课太有激情了。”

  何品晶是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,他揶揄自己是个“废物教授”,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和“废物”打交道:研究如何更好地处理固体废物,让它们尽可能重新变成资源,减少浪费和污染,为人所用。“工业生产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物,农业生产中那些废弃在农田中的秸秆,养殖业动物的排泄物,水里有很多底泥、淤泥,也要归我们处理。你们知道我最近在关注什么吗?”何品晶话锋一转,“电子商务带来的废物问题。人们谈论电商带来的便利,谈论电商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等等问题的时候,有没有人关注这个行业爆炸性的增长对废弃物的影响?电子商务带来的包装物的量和种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从种类上来说,比如有一种黑色包装袋,也有一些防止瓶子打破的充气塑料类,或是缠在沐浴露瓶上的保鲜膜类。这些五花八门大量出现的包装,对废弃物管理意味着什么,没人知道。现在对这些,我们没有任何规范,没有任何标准,也没有任何要求,甚至没有人去关心。我们只是在津津乐道地说着光棍节的销售量是多少多少亿。”

  “固体废物有一个特征多少有点让人沮丧,那就是不可完全避免,但还好,我们可以做一些事,可以减量减毒或是使它更充分的循环利用。但是,对固体废物进行处理的过程也不能完全地使污染物消失,因为在处理的过程中会有新的污染物产生当然了,如果没有废物,要我们这种‘废物教授’干什么呢?”

  十一点四十分,下课铃响了,何品晶结束了讲课。这两堂课,中间没有休息。这是他上课的习惯,顺着一股劲往下讲。

  上完课,何品晶喝光了矿泉水瓶中的水,收拾好电脑,急匆匆地走了。他要赶去虹桥机场搭乘飞机去北京,参加一个关于环境保护标准修订的会议。

  现在何品晶的时间被两大部分的工作占据,一是教学,二是科研和社会活动。其中,他很在意的一类“社会活动”是环保工程项目的评审。

  何品晶在“环保评审”这个圈子,是很出名的因为他的严格。

  那是某个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,由国内一家较大的设计院做出了设计方案。仔细看了设计稿之后,何品晶重重地把本子放下:“我今天讲话可能会有点尖刻,但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”

  何品晶的“忍无可忍”之处在于两点。十多年下来,中国的环保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,而且在具体工程上,也有很多经验教训,但是对方所做的方案,既没有体现出技术进步,也没有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。

  “我们必须不断学习,不断总结经验,然后体现在新的方案上,可你们拿出来的总是一个套路的东西。我随便举一个例子。不久前,有个垃圾焚烧厂发生了事故,可我在你们这个设计方案中完全看不到针对性的改进措施。在你们的方案中,我看不到时间的变化,和几年前评审过的项目差不多,这是不对的,也是不负责任的。做一个工程,后一个要比前一个好,就像踢足球一样,‘哪个球是你踢得最好的?’‘下一个。’这是一种追求。”

  何品晶发脾气的另一点原因是,他在这个方案上看不到任何地域的区别。“这个工程在青海做,在兰州做,以及在上海做,肯定是不一样的,可是我在你们的工艺中,看不出有什么针对性的措施。我的感觉是,不管在什么地方,你们都可以扔出这样一个方案来,只是把地名改一改而已。”

  然后,何品晶接着说:“我知道,大家太忙了,项目太多了。我也很忙,大家都很忙,但不能因为忙而降低对做事情的要求。”

  星期日周刊记者(以下简称星期日):何老师,最后那场评审的结果怎么样?方案通过了,还是退回去了?

  何品晶:专业人士所做的事情,就是从事科研工作,科研成果得到应用,或者参与环境治理的评审,直接和间接地为公众服务。在评审中,我们要负责的是,看得出问题,提出解决方案,同时要勇于说出这些问题。我觉得,有时候出现一些错误的方案,我们甚至可以原谅一些领导,因为他们不懂这些,但是不能够原谅那些不专业的专业人士。专业人士应该表现出应有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,否则就是在迎合世俗和官威。

  何品晶:如果是迎合或绝对的服从,那就没有自我,人的生命处于一种卑微的状态,那样我们的学术圈就完蛋了。

  何品晶: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,大家都很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。但是一般没人敢给我“豁翎子”,他们不太愿意在我面前说,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同意的,我不吃这一套。

  环保评审,是一个复杂的场域,充斥着权力和科学、寻租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博弈。

  一方面,他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人。听说同济的何教授来了,一些与会者不免惴惴不安:项目要过关,没那么顺当了。

  可另一方面,何品晶又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。很多环保工程项目的评审工作都会邀请他去。有些评审会还为了他调整开会时间。如果实在抽不开身,对方也会请他撰写一份书面意见。

  何品晶,是如何拥有这份线年前,脏臭的河道是上海一个棘手的问题,河道治理成了一个重要的城市建设议题。有一年,何品晶参与一个河道治理项目,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老师。听完项目报告后,他一肚子问题,当场提了出来,甚至和一名颇有年资的同行起了争执。

  最终,何品晶提出的疑义没有被重视,项目还是进行了。可是数年之后,项目以失败告终,而原因正是他所提出的问题。重新启动项目的时候,何品晶再度被请去担任评审组成员。

  何品晶:那时候有人问我,你提出的观点被证明了,很高兴吧?但实际上我非常不开心。因为非常痛心。有时候还会导致公众或管理部门对某类环保技术不信任,其实不是技术有问题,而是工程没做好。

  星期日:是的,我听了也很痛心。不仅仅纳税人的钱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,被污染的河流也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。这件事情的发生,对你的影响是什么?

  何品晶:这样的事情很多。当时我指出问题,人们会说我过于认真了,但事后我担心的问题往往发生了。所以慢慢地,我的专业能力开始被认可。

  何品晶:应该是这样的。讲课的时候,我要把一个故事讲清楚,不是说它现在是这样,而是说它从哪里来,发生了什么,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尤其是专业课,内容应该是动态的东西,还要告诉学生它会往哪里去,将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学生有了这样的理解后,再去想事情,就不是被动地接受,会想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的,为什么现在是这样,未来会发生什么。仅仅掌握一些处理专业问题的方法是不够的,这是应试教育的模式,关键要去了解其背后的逻辑。”

  1997年左右,杨浦区水利部门通过同济大学找到何品晶,请他参与区内河道治理的工作。当时,杨浦区的一些河流和全市河流所面临的问题一样,由于接受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,河流渐渐地失去它本来的颜色,变得肮脏,臭不可闻。

  关于河道治理中的底泥处理,专业领域里一直有两派意见,一种是认为该挖掉,因为这样才能改善水质;另一种是认为不该挖,因为底泥已经在水底了,一旦去挖,反而扰动了它们,加速了污染物的释放。还有,在哪里挖,挖多深,挖出来的底泥怎么处理,都是问题。

  何品晶不忙着做出“挖”或“不挖”的决定,他对杨浦区水利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说了自己的想法:“首先我要了解污泥的性质,了解它主要的污染因子是什么。具体了解了这是什么东西,才能分析需不需要挖,挖有什么好处,有什么问题,这样性质的底泥,需要用什么样的专业方法来处理?”

  星期日:在你的描述中,我听到了你的方法论,你先要了解你所要打交道的对象,然后你再去寻找处理它的办法。

  何品晶: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搞清楚对象,我们不能简单地凭感觉说,这个东西是有污染的,那我就要拿掉。专业人士会知道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,这些污染物能全部拿掉吗?拿的过程中还会发现很多问题。

  何品晶:我记得我们的工作,是从那一年的夏天开始的,那年夏天非常炎热。我带着我的研究生和助手,十个人不到,骑着自行车去那些要治理的河道边。河水的味道臭烘烘的,下去后有一种雾气蒸腾、令人窒息的感觉。在我们去的时候,水位被控制到一个相对低的位置,然后我就穿上高筒雨靴从河岸边上爬下河,取样封存,带回去进行分析。

  星期日:你的回忆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幅非常形象的画面雾气蒸腾、窒息的河边,一些专业人士在努力地寻找想要医治它的办法,后来效果怎么样?

  何品晶:我的方法论是要摸清对象的特征,然后再找对策。取样分析之后,我们提出专业的建议。首先要把排泄口堵掉,削减人类活动增加的污染物量;其次对底泥进行处理,减量减毒;还进行污水外排处置工程,将与局部自然物质循环不相容的污染物,在更大的自然区域内进行循环。在做了很多工作后,那些河当然变得不再那么臭烘烘了。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过去,人们希望河道治理能够马上出效果,变成一条清澈、有活力的河流。但这十几年来学术界已经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,这事急不得,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,同时必须有很多招数,要逐步恢复,不是打一针就能好的。

  何品晶:城市河流是一个生态系统,这个系统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,要重新恢复是需要时间的。而且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还是会对河流有伤害,就像开刀一样,它对身体会有伤害。好的河道治理或许要有中医的感觉,要辩证地看问题。以前的城市水系是有生命力的,但渐渐的,它就变成了一条排泄水沟。我觉得我们人类太强大了,好像想让一样东西变成什么样就能变成什么样。在我们希望河流变成接受废水的排污沟时,结果,它真的变成这样了,它就不再是河了。然后某一天,人类突然发现,我们想要河,于是开始忙着治理污染。可说实话,在治理污染的时候,又做了很多伤害它的事情。

  何品晶:我们对环境的伤害,有些是永远无法弥补的。当年我们做了那样的事情,就难以让河流回到过去的样子,我们要明白这一点,同时要接受这一点。我们现在努力能做到的是,恢复成一条有点清,有点鱼,有点生态功能的河流。

  何品晶:我前面说了,固体废物的污染是不可完全避免,这个特性多少让人沮丧,但我们可以继续做一些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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